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阮安安就被人从被窝里薅起来了——
不是别人，是她自己那点残存的“责任心”。
她认命地叹口气，顶着鸡窝头，哈欠连天地爬了起来。
真不想起啊！
走之前，她从隔壁刘婆子那儿好说歹说，塞了半块水果糖，借来了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三轮板车。
吭哧吭哧推着一车泡菜坛子送到军区，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转头又马不停蹄，把海市攒的那些金贵的粮票，一股脑儿塞给了周家兄弟俩。
这一通折腾下来，日头都爬到头顶了。
阮安安终于拎着她那个半旧的棕色皮箱，挤进了人声鼎沸、气味混杂的海市火车站候车室。
喝了几天灵泉水，她现在感觉自己浑身力气用不完似的，皮肤更是滑溜得像刚剥壳的煮鸡蛋，透着股健康的亮光。
可惜，这三天三夜的火车，还得把这份“容光”藏起来。
她熟练地把头巾往脑袋上一裹，遮住大半张脸，又把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罩衫紧了紧，活脱脱一个赶路的大婶模样。
七十年代的绿皮火车，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
有胸前别着大红花眼神或憧憬或茫然的下乡知青；有神情灰败、沉默寡言的下放人员；有拿着盖红戳的介绍信、一脸风尘仆仆的探亲访友者；当然，也少不了些眼神闪烁、行迹可疑的“社会人”。
按理说，这年头没介绍信寸步难行，可总有那么些“有路子”的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上车。
比如，此刻坐在阮安安斜对角长椅上的那三个大汉。
这年头，缺油少肉，胖子稀罕得跟大熊猫似的，十里八乡都难找出一个。
可眼前这三位，膀大腰圆，那腰身粗得跟水桶似的，脸上油光锃亮。
一看就是平日里不缺油水的主儿。
三人慢悠悠地在候车室里踱步，最终停在一个缩在角落打盹的年轻男人身边。
男人一副知青打扮，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让胸前那朵褪色的大红花格外显眼。
三人交换了个眼神，两个胖子状似无意地往知青身前一站，挡住了大部分视线。
另一个胖子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一个约莫两个搪瓷缸子大小的牛皮纸包，就被他悄无声息地塞进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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