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高大的白杨树。
桌上的台历翻到1988年的11月，右上角用红笔圈着几个重要的日期。
那是接下来要和英国驻华使馆对接的会议时间，关乎香江回归的前期筹备事宜，每一个细节都得反复推敲。
他刚从西欧司司长的位置上坐定不久。
前任司长调任德国大使的消息传来时，部里不少人猜他会接棒，毕竟这些年他跟着跑了不少西欧事务，对英、德两国的情况熟稔得很。
如今坐在这张宽大的办公桌后，案头的文件依旧堆得不少，但性质早已不同。
早年是逐字逐句核对外交辞令，如今更多是在大方向上定调子：和英国的会谈该侧重哪些议题，两德统一的进程中我国应秉持怎样的立场，这些都需要他拿出成熟的判断。
“顾司长，这是关于两德最新动态的简报。”
秘书敲门进来，递上一份文件，“东德那边最近的民众呼声很高，不少人猜测柏林墙可能有变动。”
顾从卿接过简报，指尖在“柏林墙”三个字上顿了顿。
这几年两德的接洽一直是西欧外交的焦点，他前阵子刚和德国驻华公使聊过，对方言语间透露出的松动信号，此刻在简报里得到了印证。
“让欧洲处的同事准备份分析报告，下周一会上讨论。”
他合上简报，语气沉稳，“重点看看统一进程可能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
秘书应声退下，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
顾从卿端起茶杯，望着窗外的白杨叶在风里翻动，忽然想起刚进部里那会儿。
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兜里揣着笔记本，跟着老同志跑会场。
那时候忙得脚不沾地，连轴转是常事。
如今位置不同了，忙碌的形式也变了，不再是事无巨细地亲力亲为，而是要把精力放在掌舵上。
就像处理和英国关于湘江的对接工作，具体的条款细则有专门的团队去磋商，但每次会谈前，他总要和团队一起梳理核心诉求，确保每一步都走在既定的轨道上。
“大方向不能偏，”他常跟下属说，“细节上可以灵活，但原则得守住。”
傍晚离开办公室时，走廊里还能听见各科室讨论的声音。
顾从卿拎着公文包下楼，晚风带着凉意吹过来，他忽然觉得，这种忙碌其实挺踏实。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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