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华盛顿，春意已悄悄漫过波托马克河的堤岸。
顾从卿踏入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月，正赶上美国刚从海湾战争的余温中缓过神，街头巷尾的报纸还在热议老布政府的“新世界秩序”，空气中既飘着超级大国的自信，又藏着经济转型期的微妙躁动。
他的日程表像被钢笔尖密密麻麻填满的格子纸，从清晨的使馆晨会到深夜的外交晚宴，几乎没有留白。
上午九点，在使馆办公楼里，他正听着政务处汇报近期华人社群的动态，90年代初的美国华人圈，既有老侨民坚守的唐人街，也有新移民涌入的硅谷科技圈，如何把两拨力量拧成一股绳，是他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
“下周去旧金山参加华人商会的年会，”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带上国内最新的经济政策解读材料，他们最关心这个。”
十点刚过，美国国务院的黑色轿车已停在使馆门口。
来的是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一位头发花白的外交官，办公室里还摆着70年代访华时拍的老照片。
“顾大使，听说您懂点爵士乐？”
对方递过咖啡时忽然笑问，90年代的美国官场，社交仍带着几分老式绅士的调调，比起直奔主题，更爱从兴趣切入。
顾从卿顺势提起自己收藏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黑胶唱片，果然见对方眼睛一亮：“我也迷这个，下次可以一起听听。”
午后的会面常安排在国会山。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位资深议员，办公室墙上挂着与里根的合影，谈及对华贸易时，语气里带着对“红色中国”的固有审慎。
顾从卿没直接谈生意，反而说起对方家乡俄亥俄州的钢铁厂：“听说那边正尝试与唐山的钢厂合作技术升级？
我们刚收到消息，华方企业愿意派工程师过去看看。”
90年代的美国，铁锈地带的经济困境是敏感神经，戳中痛点远比空泛的客套更有效。
对方果然前倾了身体：“哦？具体说说细节。”
傍晚的社交场更见功力。
在副总统奎尔尔主持的鸡尾酒会上，他要和国防部的官员聊两句海湾战争后的军备控制，转身又得陪商务部的人讨论《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最费心思的是私人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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