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岁到十一二岁，正是人格像幼苗般抽枝展叶的年纪，他跟着顾从卿在美国生活，课堂上老师讲的是个体的权利与自由，课本里印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星辰”，同学间聊的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些年，他听到最多的是“尊重个人意志”“捍卫自我边界”，世界在他眼里，是由无数个鲜活的“我”组成的拼图，每一块都该有自己的形状和色彩。
回国后，周遭的空气仿佛换了一种质地。院子里的老人聊天，说的是“这片区的路该修了”“江边的堤坝得盯紧点”；学校里的老师讲课文，会指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子，告诉他们“个人的分量，要放在时代里称”。他看到爸爸不是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就是在工厂、田间奔波，嘴里念叨的是“这个政策能让厂子活起来”“那个项目能帮农民多打粮食”。这些“社会”“国家”“百姓”的词，像一张大网，把无数个“我”织在了一起，和他过去熟悉的“个人”视角，形成了奇妙的碰撞。
所以他常常会迷茫。比如看到爸爸为了堤坝工程熬红了眼，他会想“为什么要把自己逼这么紧”；听到大人们讨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会下意识地琢磨“那‘小我’的感受不重要吗”。两种认知在心里悄悄角力，像两条平行线，不知道该如何交汇。
直到今天跟着顾从卿跑工厂、进大学。他看到老厂长摸着新型机器时眼里的光，那光里有“厂子能活下去”的踏实；看到教授们讨论技术转化时的激动，那激动里藏着“研究能帮到人的”骄傲；更看到爸爸和他们说话时的认真，那认真里没有“个人”的计较，只有“这件事该做好”的笃定。
回程的车上，海婴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好像突然懂了，原来“个人”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就像那些工厂里的齿轮，单个看只是块铁，咬合在一起，才能驱动机器向前；就像大学里的研究，藏在实验室里只是个想法，落到实处，才能变成改善生活的力量。
这种感觉很陌生，却又带着莫名的温度。海婴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还攥着的翻译稿，那上面的机械术语仿佛不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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