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活活拖成了重病；想起小时候弟弟发烧，父亲背着他走了几十里山路才找到一个赤脚医生。那些模糊的画面，此刻忽然变得清晰。
“我……我真的能成为医生吗？”她喃喃地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敢置信的憧憬。
“为什么不能？”刘春晓握住她的手，目光明亮，“你比谁都清楚病痛的苦，比谁都盼着能有人伸出援手，这份心就是最好的起点。只要你不放弃，一步一步学下去，将来站在诊室里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阿依低下头，眼泪又掉了下来，可这次的泪水里，不再是委屈和挣扎，而是混着热辣辣的希望。
她想起自己在图书馆里看过的那些医学书籍，想起扉页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那句话，心里那点犹豫，像被阳光晒化的雪，渐渐消失了。
“老师，我想试试。”她抬起头，眼里闪着光，“我想当医生，治病救人。”
“这就对了。”刘春晓笑了，眼里满是欣慰，“家庭的牵绊或许会让你疼一阵子，但完成使命的快乐，能暖你一辈子。别让眼前的难，挡住了远处的光。”
刘春晓有时看着阿依那单薄却倔强的背影，心里总会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她是50年代生人，打小在东北兵团长大，身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多是军垦战士，说话做事带着股直来直去的爽朗劲儿。在那儿，谁家不是男孩女孩一起带，割草、拾柴、帮着家里干活，从没有“女孩不如男孩”的说法。她见过隔壁王大娘把唯一的花布给了女儿做新衣裳，也见过李叔叔手把手教闺女打枪、骑马，说“我家丫头不比小子差”。重男轻女这四个字，在她童年的字典里，几乎是空白的。
后来全家搬到四九城，先是住四合院，院里贾家、秦淮如家，日子过得都不算宽裕。贾家就贾张氏一个人拉扯孩子，小当和槐花照样穿得干干净净，该上学上学；秦淮如一个寡妇带着仨孩子，对女儿小女儿也从没亏待过。那会儿邻里间常说“丫头是爹娘的小棉袄”，谁家要是苛待女儿，会被整个院儿的人戳脊梁骨。再后来搬去部队家属院，风气更开明，男孩女孩一起上学、一起在操场上疯跑，没人觉得女孩就该低人一等。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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