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法。”
“这就导致咱们现在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立法与司法机关也有一些法律解释和司法解释，但依然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适用标准不一致、依法惩治不精准等问题。”
沙瑞金微微一笑。
“然后呢？”
安长林很是积极的说道：
“我原本想的是，在反有组织犯罪法正式颁布实施之前，临江省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很有必要拿京海高启强树典型。”
“有了一个典型案例，全省各级单位就更能明确定性什么是有组织的黑恶犯罪，对采取威胁恐吓滋扰等非暴力手段，也能有清晰的犯罪认定。”
“然后大家也知道，针对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调查和刑罚手段，尤其是核查阶段，要不要临时扣押冻结涉案财产，人员要不要异地羁押。”
“这一步相当关键，因为黑恶势力往往有很强的经济基础，稍有不慎就容易死灰复燃或除恶不尽，所以咱们必须尽早查清、冻结和没收他们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和收益。”
“最后就是有组织的黑恶势力，往往背后都有靠山，所以扫黑除恶与打击贪腐，必然是相辅相成，咱们需要有典型案例，让整个政法系统以此建立起一套沟通协作机制。”
沙瑞金默默点头。
安长林不愧是从基层一步步打拼起来的。
他很有办案经验，思维眼界也很有前瞻性。
在没有专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之前，办一个典型案例确实很有必要。
不仅是有警示教育意义，对各级各单位也有指导意义。
否则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依规执行，也没有典型案例可以参考借鉴，那么必然会导致很多情况发生。
比如有的犯罪团伙属于黑恶势力却没有被定性，也有的并不属于，却被有些部门‘杀良冒功’强行认定。
毕竟每一次大规模的专项行动，不仅是履职尽责的任务，也是立功升迁，甚至是趁机敛财的机会。
必须尽可能的避免发生冤假错案，否则为民除害的专项行动，反而便于某些人和部门争权夺利。
能当上临江政法书纪的沙瑞金，当然知道安长林说的话句句在理。
但现在的问题是……
不想被树典型的高启强，已经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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