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拒绝了一个我无法满足的要求，我不该为他的死亡负责。”
答辩状的末尾，附着刘浩所在学校出具的证明，他是京州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专业排名前百分之十，多次获得奖学金，无任何违纪记录。
辅导员在证明里写道：“刘浩同学性格内向，乐于助人，平时在班级里经常帮助同学，此次事件对其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已出现失眠、焦虑等症状，影响正常学习生活。”
沈青云的手指轻轻抚过这段文字，心里的愤怒渐渐转化为沉重的担忧。
一个品学兼优的年轻人，仅仅因为一次疲惫中的拒绝，就要面临八十二万元的索赔，还要承受“间接故意杀人”的指控，甚至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对他的人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如果这样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那以后谁还敢在疲惫时拒绝让座？
谁还敢在面对道德绑架时坚持自己的权利？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那道拉着的窗帘。
初夏的阳光瞬间涌进来，带着刺眼的光芒，让他下意识地眯了眯眼。
楼下的广场上，几个孩子在追逐嬉戏，笑声清脆；不远处的公交站，有年轻人主动给老人让座，老人笑着道谢。这才是正常的、温暖的社会景象，而不是像卷宗里那样，用道德绑架法律，用死亡索取天价赔偿。
“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用来绑架别人的；法律是用来定分止争的，不是用来满足偏执诉求的。”
沈青云低声自语，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他知道，这件事绝不能简单地当成普通民事案处理，它不仅关系到刘浩一个人的命运，更关系到道德与法律的边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
如果法院因为舆论压力而偏袒原告，那无疑是在助长“道德绑架”的歪风，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红色专线电话，拨通了省高院院长赵刚的号码。
电话接通的瞬间，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严肃：“赵院长，我刚看了你们送来的地铁让座案卷宗。这个案子，你们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不能被舆论裹挟，更不能让道德绑架了法律。刘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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