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手，无意识地攥紧了那个小小的、冰冷的速效救心丸药瓶，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过了好几秒，他才极其艰难地、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丝干涩嘶哑的声音，像是破旧风箱的喘息：
“……县长，这个……体恤……我……明白了。”
谈话似乎已经结束。按照“正常程序”，他此刻应该起身告辞，带着这份屈辱和绝望离开。但胡延坤的双腿如同灌了铅，沉重得无法抬起。我知道，他这一走，儿子胡玉生就真的完了。什么“组织程序”、“依法处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都意味着那个年轻人将面对漫长的牢狱之灾。
巨大的无力感和一个父亲最后的本能，压倒了胡延坤所有的自尊和算计。他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声音干涩嘶哑，甚至有些结巴：
“县……县长……”他艰难地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这个……我……我明白了。组织上的考虑……我理解，也……也接受。”他顿了顿，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后面的话，“只是……我们家玉生……您看……能不能……也……也高抬贵手？”
他避开我的目光，眼神飘忽地看着桌面上的茶杯，仿佛在对着空气说话，声音越来越低：“他……他年轻，不懂事，一时糊涂……犯了错。但……但他本质不坏啊！县长！他……他肯定支持划转！我……我也支持划转！这是大局！只要……只要您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一定戴罪立功！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把该退的钱……想办法退出来！他……他……”
胡延坤的声音哽住了，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他双手紧紧抓住膝盖上的军大衣下摆，仿佛随时会支撑不住。那副模样，哪里还有半分政协主席的威严，只剩下一个为儿子前途耗尽心力、走投无路的可怜父亲。
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波澜，我没有立刻打断他语无伦次的哀求，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或厌恶。直到他的声音彻底沉寂下去，我才缓缓开口。
我的声音依旧沉稳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现实感，说道：“延坤主席啊，”我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他的喘息，“您的心情，我理解。为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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