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得掷地有声，但杨晓菊脸上却没有多少信心。
她来市政府上访过三次，第一次是被劝回去“等通知”，第二次是被告知“正在调查”，第三次干脆连门都没进去。
要不是今天史书记亲自去接她，她可能还在信访办门口坐着。
“林市长……”杨晓菊颤抖着手，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个塑料袋：“这是我男人……最后留下的东西。”
塑料袋里是几样零碎物件：
一部旧手机，屏幕已经摔裂了；一个皱巴巴的香烟盒；还有几张撕碎的纸片，边缘参差不齐，像是从本子上匆忙撕下来的。
“这是……”史连堂接过塑料袋。
“手机是他那天出门带的，回来时屏幕就碎了。”杨晓菊说：“香烟盒是他常抽的牌子，里面……里面有几张纸条。”
史连堂小心地打开香烟盒。
里面没有烟，只有三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他展开第一张，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串数字：“3.18-苏-8000”。
第二张写着：“4.23-李-5000”。
第三张只有两个字：“袁-鱼”。
“这是什么意思？”林东凡问。
杨晓菊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男人他……他没什么文化，记账都是随便记。这些数字，可能是钓场的收入，也可能是欠账。他以前跟我说过，有些老板来钓鱼不给现钱，都是记账，年底一起结。”
她指着“袁-鱼”那张纸条：“这个袁，应该就是袁局长。他每次来钓完鱼，都不给钱，就说记在苏总账上。我男人不敢要，就只能记下来。”
史连堂仔细看着那几张纸条，眉头微皱：“这些信息太零碎了。日期、姓氏、金额，没有任何具体说明，无法列为证据。”
杨晓菊哽咽道：“我男人他胆子小，从来不敢得罪人。那个袁局长每次来，他都吓得说话都结巴。有次袁局长喝多了，在空调房里摔杯子，我男人吓得一晚上没睡着……他怎么可能敢留什么证据？”
林东凡沉默了。
是啊，一个老实巴交的钓场老板，面对国土局副局长这样的实权人物，除了忍气吞声，还能做什么？
林东凡郑重其事地安慰道：“这些材料我们先收下，你放心，你丈夫的案子，我们一定会查到底。”
杨晓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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