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收获》杂志的主编程永新，对，就是跟余华一起上节目读书的那位，他在见证了余华、苏童、格非、王朔、马原、北村、孙甘露等作家的成长与变化之后，回忆80年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这些其实都和《收获》的传统有关，和巴老定下的基调有关。编辑是做什么的？用巴老最朴素的话说，就是出人出作品，那么你就需要一种包容和开阔的胸襟去面对新的事物。
所以1980年代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去挖掘了一批所谓的先锋作家，而是时代走到了这个时候，追求各种写法的年轻人都涌现了。”
而在80年左右，其实文学的创作还非常僵化，始终摆脱不了大风天的寒气和束缚，以至于在不短的时间内，文学创作的背景都被固定在那十几年里。
总的来说，就是老作家们不敢写，新作家们还没起来。
包括后世认为的“笔杆子硬过枪杆子”，在这几年内也不存在，甚至绝大部分作家连想都不敢想。
主要怕惹祸上身。
这也是伤痕得以流行的原因之一。
模式简单，容易出成绩，还不会惹是生非，自然引得无数人模仿。
陈凡正是卡在这个时间点，写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才能在文坛独领风骚、风头无两。
直到一批年轻人横空出世，才在几年后打破这种文学僵局，开创了“新时期文学”的新局面。
在这批年轻人涌现出来之后，才有了8、90年代的“文学盛世”。
现在巴老当然不知道未来几年会出现一股“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但目前面临的情况，他是非常清楚的。
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老作家已经不再动笔去写新东西，一方面是写不动了，另一方面，也是心里有所担心。
搞创作的人都知道，前怕狼后怕虎，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解放思想、繁荣文艺，最终还是要靠年轻人。
但怎么引导年轻人去解放思想、繁荣文艺，却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按照巴老原来的思路，就是“出人出作品”，尽力去培养新一代青年作家。这个思路当然是对的，要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新时期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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