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没有把内地当作低端制造基地，而是反复强调‘要在这里建立研发能力’。”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那就这么定。”电子工业部部长一锤定音，“克东同志，请你出面牵线。我们以‘改革开放与科技兴国座谈会’的名义，邀请邵维鼎来燕京。规格要高，诚意要足。”
他看向窗外，1983年的燕京春意渐浓：
“中国通信产业的未来，也许就系于这次会面了。”
同一时间，港岛荃湾，鼎峰汽车研发中心。
巨大的实验室内，一台被拆解的奥迪100轿车底盘悬在半空，周围聚集着二十几名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有德国面孔，有港岛本地人，也有从内地一汽抽调来的技术骨干。
邵维鼎穿着工装，手上沾着机油，一脸沉凝。
一名工程师立刻会意，指着底盘上一个零件道：
“鼎少，您看到的这个转向节，目前完全依赖进口。德方的报价是每个380马克，按我们明年五万辆的规划产量，光是这一项每年大概要花1900万马克的外汇。”
邵维鼎点点头，转身看向来自长春的中年工程师：“刘工，一汽那边试制的样品，疲劳测试数据出来了吗？”
被点名的刘工连忙翻开笔记本：“邵先生，第三批样品已经做到了150万次循环无裂纹，接近德国原厂标准。但材料成本还是偏高，主要是特种钢需要进口。”
“那就联合鞍钢攻关。”邵维鼎语气不容置疑，“下个月，我会安排德国的材料专家去鞍钢现场指导。”
“我的目标很简单，一年内，必须实现转向节100%国产化，成本降低30%以上。”
会议室里响起快速的记录声。
这就是邵维鼎的工作风格。
极度务实，数据驱动，目标清晰。
他来研发中心从不听虚头巴脑的汇报，只盯具体的技术节点和成本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