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体脉冲中。实验难度比之前高了不止一个量级。
杨帆听到这个判断之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剩下两成未匹配字素的几何参数全部导入了一个新的优化算法，让算法自动反推复现每一个字素所需的最优物理参数组合。
反推的结果显示，复现这些字素需要的参数窗口极其狭窄——磁场位形的偏差必须控制在千分之一以内，密度剖面的局部梯度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加热功率的时间调制精度需要达到微秒量级。
杨帆看着算法输出的参数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可以试试。他打电话给戈壁基地的实验团队，让他们把下一轮实验的控制精度调到最高档，同时把几组最难复现的字素参数发过去，请他们在下一个脉冲中尝试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等待下一个实验窗口的那几天里，林教授完成了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他把正面花纹全部字素按照秦教授建立的物理分类体系重新编排，将等离子体自组织模式按照复杂度从低到高排列，从最简单的单螺旋模式到最复杂的多重嵌套分形结构，逐级对应到字素的几何复杂度，形成了一张完整的“物理—文字”对照表。
这张对照表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商博良对照希腊文和古埃及文解读罗塞塔石碑——只不过商博良对照的是两种已知语言，而林教授对照的是一种语言和一套物理定律。
有了这张表，正面花纹中任何一个字素只要能被实验复现，它的物理含义就可以被精确锁定。
虽然“物理含义”离“语义”还有一段距离——知道一个字素代表的是某种特定的等离子体自组织形态，不等于知道制造者用这个字素来表达什么具体的意思——但至少他们已经找到了通往语义大门的确切路径。
下一个实验窗口在几天后开启。杨帆提前赶到戈壁基地，和现场实验团队一起在控制大厅里做最后一轮参数校准。他的手指在触控面板上快速划过，把算法反推出的几组参数逐一输入到等离子体控制系统的预设方案中。
每一个参数的输入都需要反复核对，小数点后的每一位都不能出错。秦教授在安西实验室里通过远程视频同步盯着诊断屏幕，老花镜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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