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是两个概念。
倭乱平定后，朝廷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海禁不可维持，所以开港几乎是必然选择。
倭乱以后，海防体系已经破坏，朝廷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走私，在这种堵不如疏的情况下，开海就自然而然成为共识。
换句话说，大明的开海，一方面是部分利益相关方的推动，更大的则是被时局所迫。
所以隆庆开关选择了漳州月港这个扭捏的地方。
而苏泽请求开港登莱，以及开港直沽，群臣也是捏着鼻子认了。
开港之后，这些港口确实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这也让朝中对开港的态度逐渐软化。
但是组织舰队下西洋就不一样了。
海上风险大，而且下西洋是需要花钱的，群臣也看不到好处。
这一点上，苏泽倒也不苛责群臣目光狭隘。
中华文明一直都是个陆权国家，而且物资上高度自给自足。
在这个背景下，海外殖拓的利润远不如对内挖掘。
士大夫也都一种规劝君主节欲的政治主张，认为皇帝追求财富和名望，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后果。
这也是刘大夏烧毁郑和海图，却获得士大夫尊重的原因。
所以高拱也吃不准群臣对于苏泽这份奏疏的反应。
但是很多守旧的士人，肯定会认为苏泽是阿谀皇帝的佞臣。
高拱是一个务实的人。
登莱开港，其中的好处显而易见，而这次苦兀朝贡，解决了登莱造船的木材问题，也让高拱看到了海外的利益。
在高拱看来，开海是一件有利于大明的事情，那组织船队重下西洋，恢复西洋诸国的朝贡，似乎也是不坏的选择。
所以高拱看完了苏泽的奏疏，还是写下了积极的票拟意见，算是支持苏泽所议。
奏疏送到了张居正手里。
苏泽自然不可能和张居正密议，这样做是触犯政治默契的。
张居正仔细看完了苏泽的奏疏，看完后张居正也不得不承认，苏泽抓时机的能力真的很强。
在苦兀加贡的时候提出“重下南洋”，苏泽在把握皇帝心思这一块上，已经不亚于他这个阁老了。
但张居正思考的是另外的事情。
作为执掌户部的阁臣，张居正第一个想到的是：钱从哪里来，第一批舰队的规模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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