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就不是官府可以介入管理的了，一旦官府要管理，矿场都能拿出全套的雇佣协议，地方官府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苏泽叹气，在工业发展的时期，童工都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苏泽也清楚，这些家庭自然也有自己的难处，而且很多家里并不认为让十岁的孩子去工厂干活是不对的事情。
在农业时代，十岁的孩子下地干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很多时候，十岁孩子已经可以承担大半个劳动力的农活了。
童农才是农业时代的常态，而童工是进入工业时代才出现的新事物。
甚至别说是童农了，就是童妓也是古代社会的常态。
杜牧不就写过，“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十三岁被父母送出去当歌妓，诗人都是习以为常的，甚至还要写诗称赞年轻貌美。
但是苏泽却知道，农业和工业是不同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童”，而在于“工”。
农活虽然也辛苦，但是和工厂做工的危险性是不能比的。
煤矿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更不要说是孩子了。
这个年代的各种机器也都是的，很多机器操作不当就会出事故，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就是非死即残。
而且以往给家里干农活，毕竟还是自己的孩子，也不会过渡的压榨。
但是在工厂就不一样了，工厂主是不养闲人的，当然是拼尽全力压榨。
苏泽从林秉正的信中知道，有些煤矿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六个时辰，有些童工六个时辰都要在矿井下作业，劳动强度非常的大。
苏泽放下来信，他刚刚抽出一本空白奏疏，最后又放下。
童工问题不是一条法令可以解决的。
还是观念问题。
还是那句话，在工业时代之前，儿童都是要干活的，所以很多家庭不觉得将孩子送到工厂是错的，甚至孩子本人也都是这么想的。
贫苦的百姓本身就生活在温饱线上，缺乏劳动可能就会饿死，让孩子当童工也许是无奈之举。
工厂主也不觉得雇佣童工是什么可耻的事情，甚至有的工厂主还觉得，自己给了这些孩童工作，让他们得以糊口，反倒是一件善行。
苏泽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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