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中饱私囊已然常态，朝廷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便是从中谋利官吏实在太多，抓不绝、杀不绝。”
抚台大人这话如果用“前赴后继”这个成语形容可能更恰当。
吕先生则笑道：“小赵大人可知北方最大的酿酒场在何处？就是这漕运的终点通州。据我所知，通州城中有大烧酒胡同、中烧酒胡同、小烧酒胡同，还有东麦芽胡同和西麦芽胡同，酿酒的作坊足有数百家，那酿酒的粮食从何而来？又是谁把这些粮食卖给酒坊的？”
答案么，就不用说了，都懂。
巡抚大人总结一点，正是因为漕运衙门及沿途官吏对漕帮克扣太狠，才酿成这次扬州运河停摆事端。
“其实漕运远不如海运，若以海船运粮不仅比漕运方便，成本也要小很多，元朝时南方的粮食就是通过海运到大都的。”
吕先生是博学之人，指出明朝之所以停海运改以漕运，主要是明朝担心若走海运要么雇商船，要么造海船。
雇商船的话又担心商船不受控制，调动不便；直接造船的话花费巨大，而且额外还得组建水师保护船队，无疑使成本居高不下。
“前明之所以走漕运，主要是船只都捏在地方官府手里，运河所经城镇也有军队驻扎，如此不仅可运粮，也可运货，使南北货物互通有无。”
吕先生接着指出一点，明朝之所以弃海运走漕运，最大的原因是治黄河与漕运是一体两面。
即修缮运河同时可以一起治理黄河，降低河工成本。
“若一味改行海运，则治河官员就不会考虑运河行船，用不了多久运河便会淤积，一旦大水之年必酿洪灾，轻则百里受灾，重则千里无人。”
听完吕先生所言，赵安心里补充了一个意见，那就是明朝走漕运可能更多的是想解决沿运河两岸百姓的生计问题。
这条两千多里的运河沿岸可是有上千万人口靠漕运吃饭的。
如果漕工没饭吃必然闹事，甚至造反。
所以有漕运为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说法。
巡抚大人也提了相同看法，故而尽管前明和本朝都有官员提倡恢复漕粮海运，但朝廷怕出事，始终下不了决心。
“纵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这漕运也当整治了，否则任由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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