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规则，在礼制的约束下活动；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强调，能力不合乎要求的人要赶紧离开掌权的位子。
在孔子的时代，这种表达还比较温和，只限于对大小贵族的要求，对于社会顶层和底层没有涉及。
到孟子的时候，随着“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普通人也有了要求；而对应地，能力考核的范围也扩大到了君主，产生了“诛一夫”的理论，要求用暴烈的方式淘汰不合格的统治者。
后世统治者当然只想要其中一方面。这一点从传世典籍的流变里，能够直接看出来。
后世人曾经发掘出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儒家简牍，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的相同段落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简牍里说的是“君子之立孝，爱是用”，而传世文献里则成了“忠之用”。孝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也是若干礼制的基础，结果把基本定义都给改了。
后面的文字里，简牍中列举了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六个方面的要求，但传世文献里，对于君、父、兄的义务都被删掉，只剩下三个了。类似地，简牍里“孝而不谏，不成孝”这样的，整句都不见了。
但问题是，中原的哲学非常注重实用，并不是凭空架构的神学体系。这些理论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描述，把它们删了，也不代表需求会跟着消失。古人嘲讽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种行为，最后也没能让任何一个王朝哪怕晚灭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