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容易受到河水涨落的影响。一旦泛滥的程度出现变动，就毫无抵抗能力。正好这两年尼罗河不稳定，受到的灾害影响，也因此更加严重了。
不过，军团里的工程师们在实际勘察了几处地点之后，认为这也不算苏丹和底万政府的问题。因为这些所谓水利工程，规模都不是很大。有人干脆直接对郭康说，要是在河南老家，这种水坝和沟渠，也就是村里自修的级别。
哪怕没人来组织，大家既然在这里种田，总得自己打理吧？结果埃及人真能直接躺平，淹了也好，旱了也好，光在那儿哭，硬是没人去把水利维护下。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调查还发现，除了不会修水利的问题，埃及农民的技术水平，也低下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种地并不是单纯的体力活，而是一项需要农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劳动。耕田的农夫，需要具备基本的常识和素养；同时，村里也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经验的专业人才，开发和教授农业方面的技艺。
然而，埃及这边，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这样的结果，就是埃及人的耕种水平其实并不高，对于各种灾害也毫无抵抗能力。隔三差五，就会遭遇各种水灾、旱灾、虫灾、冻害。减产也就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听到这个情况，郭康就一阵头痛。显然，想解决这些问题，真的要从最基本的组织开始做了。
好处是，他已经有了收编罗斯人的经验，明白怎么做这种事情，至少知道如何起步了；坏处是，之前他带罗斯人的时候，受过的各种气，估计还得再经历一遍。而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又得换个角度把他拷打一次。也不知道埃及人几千年的文明，怎么混到和罗斯人坐一桌的……
当然，这几年的灾害，倒是没有导致人口减少——因为人已经死了一大堆了。
这些年来，埃及最大的灾害，并不是这些气候问题，甚至不是贪婪的包税人和粗疏的马穆鲁克，而是鼠疫。它对埃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郭康对于“黑死病”的刻板印象。
从1347年那次大瘟疫开始，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鼠疫前后持续了170年，严重的大瘟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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