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重量从那条旧伤上一点一点地挪开。
方屿转过身，走回桌前，把膝盖上的绷带解开。
那道旧伤疤又裂开了一点，渗了一点血，但不多。
他用手指摸了摸伤疤的边缘，疤痕很硬，像一条盘踞在膝盖上的蜈蚣。
这道伤疤跟了他很多年，从他在朱亚教会地下据点里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留下的，
到他在老鸦岭矿道里独自巡检时反复裂开又愈合。
它像是他身体里最老的那根根须，扎得太深了，深到拔不出来。
但树苗的根还在往下长。他不能再等了。
张北望是傍晚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他从铁锈镇走过来，手里提着那瓶自己泡的药酒，站在观测站门口，
看着方屿坐在桌前整理数据，沉默了很久。
然后把药酒瓶放在桌上，在方屿对面坐下来。
“这次去，把手术做了。别跟上次一样，缝两针就回来。”
张北望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他在观测站二楼写了那么多年的日志，早就习惯了用最少的字说最重的话。
方屿把数据单收进文件夹，抬头看着他。“这次不拖了。”
张北望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说“你这膝盖再拖就废了”之类的话，因为方屿已经说了不拖。
他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浓茶，喝了一口，茶凉了之后更苦了，但他没有皱眉。
郭大年拄着拐杖从档案馆走过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来。
他只是把手里的东西放在门槛上——一小包用油纸包着的草药，
纸包上用铅笔写着“敷膝盖，三天换一次”。
然后转身走了，拐杖敲在砂石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越来越远。
苦玉把那包草药捡起来，放在方屿的桌上。
纸包不大，油纸已经有些旧了，但折得很整齐，边缘压得很平。
郭大年包药的习惯和他整理档案一样，每一个折角都对得整整齐齐。
方屿看着那包草药，没有说话。他把纸包拿起来，
放在背包最里面的夹层里，和那本姜颜承的旧笔记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方屿在观测日志里写了一行字。
“新历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树苗根须到达六百八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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