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风掠过麦浪，青黄相接的穗子在阳光下泛着微光，像一层浮动的金箔。风里裹着泥土的腥气、麦秆的清苦，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槐花甜香——那是老槐树在村口第三棵歪脖子枝杈上开的花，年年准时，从不误时。
林晚蹲在田埂边，指尖捻起一撮土。褐色的、微潮的、带着细小根须与腐叶碎屑的泥土，轻轻一握便从指缝漏下，簌簌落回大地。她没戴手套，指甲缝里嵌着黑，掌心有薄茧，是去年秋收后跟着叔伯们翻地、起垄、埋肥时磨出来的。不是装样子，是真干。
她本不该回来。
三年前，林晚攥着省城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村委会门口，身后是塌了半边的土坯房，门框上还挂着褪色的“光荣之家”红纸片角。父亲病重那年，她十六岁，把通知书折成纸船，放进门前那条浑浊的沟渠里，看着它打了个旋，沉了。后来她去镇上餐馆洗碗，去县城服装厂踩缝纫机，再后来，在夜校读完高中课程，考进成人高考，终于被省农大录取——不是为逃离，是为回来时，能真正站稳。
可当她真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背着帆布包踏上归途时，村里人只当她是落魄而返。连她堂叔见了，都压低嗓音对旁人说：“哎哟，大学生？咋没留在城里教书哩？莫不是……犯了啥事？”
没人知道，她学的是土壤改良与生态农业；没人信，一个姑娘能把《作物栽培学》背得比《三字经》还熟；更没人想到，她兜里揣着三份可行性报告，其中一份，标题就叫《槐树湾盐碱地分层改良与高值经济作物轮作试点方案》。
而这一切，始于一个人。
陈砚。
他第一次出现在林晚记忆里，是在她十二岁那年。
那年大旱，井水枯了三尺，河床裂开龟纹，玉米苗蔫头耷脑，叶子卷成细筒，一掐就断。村里组织抗旱，青壮年排着队往地里挑水。林晚跟着母亲去送饭，远远就看见一个穿旧军绿背心的少年，赤着脚，肩上两副扁担，左右各挂一只铁皮桶，桶沿磕得坑坑洼洼，水却一滴未洒。他走得极稳，每一步都像丈量过，脚踝陷进干裂的泥缝里，拔出来时带起细微的尘烟。
林晚愣在田埂上，饭盒忘了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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