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田埂上，指尖捻起一撮土。
黄褐色，微潮，带着初春解冻后特有的松软与腥气。它在我掌心簌簌散开，像被风一吹就散的旧信纸。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也是这样蹲着，看陈砚把一只断了腿的铁皮青蛙埋进这方地里——他用小铲子挖坑，我递水壶，他额角沁汗，我偷偷数他睫毛颤动的次数。那时土地温厚，不说话，只默默收下我们所有笨拙的、不敢出口的、连自己都怕惊扰的念头。
如今我三十二岁，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可这双手早不是当年那双。它会签合同，会按指纹，会在深夜翻出泛黄的病历本，一遍遍核对化疗周期。它也会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清晨，突然停在半空——正要拧开药瓶盖子的手，僵住。窗外玉兰开了，白得刺眼。我盯着那朵花，忽然听见十七岁的自己在耳畔轻轻问：“阿砚埋青蛙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比记得自己的生日更清楚。
我们村叫青禾坳，地图上找不到，只有县志里潦草一笔：“清末有青姓垦户聚居，垦荒植禾，故名。”坳子蜷在两道山梁之间，像被大地合拢的掌心。中间一道溪，水清得能照见人影，也照得见云。溪东是陈家老屋，青砖灰瓦，檐角翘得倔强；溪西是我家，土墙茅顶，雨天漏得厉害，我妈总在堂屋摆七八个搪瓷盆，叮咚作响，像在敲一支不成调的曲子。
陈砚比我大两岁，生在溪东，长在溪东，却总往溪西跑。
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八岁。我六岁，正蹲在院角抠泥巴，想捏个猪。他站在我身后看了很久，忽然蹲下来，从裤兜掏出半块麦芽糖，黏糊糊的，裹着几粒芝麻。“给你。”他说。我没接。他也不恼，把糖掰成两半，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另一半搁在我手边泥地上。“等你捏完猪，糖还没化，就能吃了。”
那糖真没化。我捏了两个时辰，猪歪嘴斜腿，糖在泥地上晒得发亮，像一小块琥珀。我舔了一口，甜得发齁，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妈在屋里喊：“阿禾！谁家娃又来蹭糖吃？”陈砚仰起脸，大声答：“陈砚！溪东头的！”我妈愣了下，笑了：“哦，砚伢子啊，进来喝碗米汤！”
从此，他成了我家灶台边最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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