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录取通知书来了，他爹拍着桌子：“砚子，去！城里念，将来当老师，光宗耀祖！”他低头扒饭，筷子停在半空。我坐在对面，一口饭哽在喉头，咽不下去。
当晚，他来找我。没带书，没带糖，只背了个褪色的帆布包。我们在溪边老柳树下坐到半夜。他忽然说：“阿禾，我报了农校。”
我猛地抬头：“什么？”
“农校。”他声音很轻，却像石头砸进水里，“学育种，学灌溉，学怎么让旱地多打半斗粮。”他转过脸，月光落在他眼里，亮得惊人，“阿禾，我不想走。这地，这溪，这坳子……还有你。我舍不得。”
我怔住。风拂过柳枝，沙沙作响。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又归于寂静。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教我写字时说的那句：“禾苗要扎根，根深才不倒。”
原来他早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也扎进了我命里。
我们没说爱。那个词太重，太烫，太像一把火，烧起来会把整个青禾坳点燃。我们只说“等”，等稻子黄，等溪水暖，等他学会嫁接果树，等我考上师范，回乡教书。我们甚至悄悄量过溪上那座石桥的长度——三十六步。他说：“以后咱们的孩子，第一步踩在溪西，第二步跨到溪东，第三步……就踩在桥中央，不偏不倚。”
可命运从不讲道理。
十八岁春天，我爸咳血了。
起初只是干咳，后来整夜整夜喘不上气，痰里带暗红。赤脚医生摇摇头：“肺痨，老毛病，拖不住了。”我妈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在灶前熬药，火光映着她凹陷的脸颊，像一张被风干的纸。我休学了，在镇上代课，每月三十块钱，全换成止咳糖浆和枇杷膏。陈砚天天来，帮我挑水、劈柴、碾药。他手指被药碾子磨破，渗出血珠，混进黑褐色的药粉里。他不说疼，只把碾好的药倒进砂锅，加水，小火慢熬。药味苦涩，弥漫整个屋子，熏得人眼睛发酸。
那天傍晚，我爸忽然清醒过来，拉着我的手，枯瘦如柴：“阿禾……别守着我……去念书……你该飞的……”他目光浑浊，却固执地望向门外，“砚伢子……是个好孩子……可……可咱家……配不上……”
话没说完，手垂了下去。
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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