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生阿哲，也交来一张炭笔速写：晨跑队伍散开后，陈老师独自站在操场边，仰头望着初升的太阳，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却始终挺直。
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廿三，小年夜，我发着三十九度高烧，蜷在出租屋铁架床上，听着隔壁夫妻砸锅摔碗的咒骂声，听着楼道里醉汉踢门的闷响，听着自己喉咙里破风箱似的喘息。母亲在厂里加班，要凌晨一点才回。我昏沉中摸到床头那把旧牙刷，无意识地用拇指摩挲着“1987”那几个凹痕——仿佛那是我与“正常”世界仅存的接点。
凌晨三点，门被轻轻叩响。
不是急促的砸门，是三下，缓而稳，像敲击木鱼。
我挣扎起身，拉开门。陈老师站在门外，肩头落着薄雪，睫毛上凝着细小的冰晶，手里拎着一只搪瓷缸，盖子严实，热气正从缝隙里丝丝缕缕地逸出。
“听说你烧得厉害。”她声音很轻，却奇异地压住了楼道里的嘈杂，“我熬了梨膏粥，加了姜末和山药泥，温的。”
她没进屋，只把搪瓷缸递给我。缸身滚烫，熨得我掌心发红。我捧着它，像捧着一小团活着的火种。
“陈老师……您怎么知道？”
她笑了笑，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散开：“你晨光角今天没交卡片。我猜，要么病了，要么心里堵着事——堵着事的人，画不出光。”
她转身欲走，我鬼使神差地问：“您……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她脚步微顿，侧过脸。楼道感应灯昏黄的光落在她半边脸上，皱纹清晰，眼神却亮得惊人：“不是‘好’。是‘应该’。就像天明时，阳光不会选择照向谁——它只是存在，只是走来。育人，亦当如此。”
那晚，我喝完了整缸粥。甜、暖、微辛，顺着食道一路熨帖到胃底，再缓缓漫向四肢百骸。我伏在窗边，看东方天际由墨蓝渐次洇开青白，再浮起一抹极淡的金。雪停了，世界寂静，唯有光在无声涨潮。
那一刻我忽然彻悟：所谓“思想高尚”，并非高踞云端俯视众生，而是俯身拾起他人遗落的尊严；所谓“道德育人”，亦非灌输条文，而是以自身为烛，不灼人，不刺目，只恒常燃烧，让靠近的人，本能地想擦亮自己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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