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的。
不是被闹钟惊醒，也不是因噩梦惊悸，而是窗外——确切地说，是窗玻璃上——浮起了一层极淡、极薄的灰白。像一滴未化开的牛奶滴入清水，缓慢地洇开，无声无息。我掀开被子坐起，赤脚踩在微凉的地板上，走到窗边，轻轻拉开窗帘。
天还没亮透，但已不再黑。东方天际线处，云层边缘正悄然渗出一线柔韧的银青色，仿佛有人用极细的毛笔蘸了稀释的钴蓝，在墨色宣纸上轻轻勾了一道边。再往上，那青色渐次晕染成浅金，又融进一片澄澈的鱼肚白里。风很轻，树影在楼下的水泥地上微微摇晃，枝叶轮廓清晰，却不见鸟鸣。整个世界安静得近乎虔诚，仿佛正屏息等待一个庄严的允诺。
我忽然想起陈砚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天明不是光突然砸下来，是暗自己松了手。”
那时我刚调来青梧中学高二（3）班任语文教师，而他是德育处主任，也是我的带教导师。他五十出头，鬓角霜白如敷薄雪，鼻梁上架一副老式银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不大，却总像盛着两小片未结冰的湖面——平静，但底下有暗流，有温度，有不可测的深度。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校史馆整理旧档案。那天下着冷雨，走廊灯管接触不良，滋滋作响，光线忽明忽暗。我抱着一摞泛黄的《青梧校刊》缩在角落，纸页潮气重，指尖沾了霉斑似的淡褐色。他推门进来，没打伞，肩头湿了一小片深灰，却先弯腰，把散落在门槛边的几枚粉笔头一颗颗捡起，放进我手边铁皮铅笔盒里。
“粉笔头不说话，可它记得谁的手握过它，谁的力气重，谁的指腹有茧，谁写错字时，会把它折成两截，再狠狠按进黑板槽里。”他声音不高，语速慢，像在读一句古诗的注解，“教育不是往空瓶里灌水，是蹲下来，听瓶子里原本的回声。”
我怔住，忘了应声。
后来我才知，这话并非即兴。他办公室抽屉最底层，压着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磨损严重，边角卷曲，扉页用钢笔写着：“青梧德育手记·陈砚·1987—”。我偶然瞥见，他并未藏掖，只在我目光停驻时，用指腹轻轻摩挲了一下封面，说：“里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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