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漏风。”
阶梯教室很静。只有雨声在墙壁间游走。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包里拿出三支不同颜色的笔，推到他们面前：“现在，一人一句，写下来——不是解释，不是道歉，就写此刻，你心里最真实的一句话。”
张锐写了：“我怕修不好。”
李薇写了：“我怕你修的时候，手抖。”
我写了：“我怕你们信不过光，所以先替你们把灯拧亮一点。”
那晚之后，我没有开班会，没做思想教育，没组织“互帮互助小组”。我只是每天早自习前二十分钟，把晨光班带到教学楼顶的天台——那里有一扇常年锁着的旧铁门，我找后勤师傅配了把钥匙。
门推开，是整座青梧镇最开阔的视野：东边山脊线还浸在墨蓝里，西边天际已浮起一线极淡的银灰。风很大，吹得校服鼓胀如帆。
我就让他们站着，不说话，只看。
看云怎么裂开，看光怎么一寸寸漫过山脊，看第一缕真正意义上的晨光，如何刺破云层，落在对面居民楼晾衣绳上那件未收的蓝衬衫上——那抹蓝，突然就亮得灼眼。
“光不是等来的，”我对他们说，“是它自己劈开黑暗，走过来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别把窗帘拉死。”
后来，他们管那扇铁门叫“天明门”。
林砚就是那时候来的。他是市教育局派来的德育观察员，名义上是评估“道德育人”试点成效，实际是来“盯梢”的——毕竟，一个全年级倒数的班，三个月后月考平均分竟涨了11.3分，作文平均分跃居年级第一，连最顽劣的张锐，都在市中学生辩论赛拿了最佳辩手。有人质疑数据注水，有人揣测“突击补课”，教育局便派了林砚，以“跨校教研”为由，驻校一个月。
他第一天来，穿藏青衬衫，袖口扣到最上一颗，头发剪得极短，露出清晰的下颌线。我领他进教室时，张锐正用粉笔在黑板角落画一只歪斜的太阳，李薇在下面添了三道射线。林砚的目光在那太阳上停了三秒，什么也没说。
但第二天清晨，他出现在天台。
我没打招呼，只递给他一杯热豆浆。他接过去，指尖微凉。我们并肩站着，看东方天色由靛青转为浅金。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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