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晨会，“真实时刻”环节。
轮到我。
我合上笔记本，看着同事们熟悉又略带倦意的脸，开口：“昨天深夜，我看见了一颗星星。”
有人微笑，有人好奇。
我继续说：“它离我们四百光年。我们此刻看见的光，出发时，我父亲还没出生，沈老师还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可它来了。稳稳地，落在我眼睛里。”
会议室很静。窗外，冬阳正奋力挣脱云层，一束光，恰巧穿过百叶窗的缝隙，斜斜地，落在我摊开的手心。
那光斑温暖、实在，带着不容置疑的生命力。
我忽然明白，林老师为何说“有天明，就有阳光”。
天明不是某个宏大的许诺，不是等待救世主降临的虔诚。天明，是当黑暗浓重到极致时，你依然选择擦亮一根火柴；是当所有人都说“来不及了”，你仍俯身，为脚下那株歪斜的绿萝，系上一根红绳；是当世界以效率为唯一准绳，你固执地，在KPI的缝隙里，为“人”字，留一道呼吸的间隙。
这间隙里，光，便有了形状。
后来，我渐渐知道了更多关于林老师的事。
她并非什么“空降专家”，而是公司创始人早年资助的乡村教师。创始人白手起家时，曾在她执教的村小避过债，吃过大锅饭，睡过土炕。临走那夜，她送他一盏自制的煤油灯，灯罩是用罐头瓶磨的，灯芯是拆了棉袄里的旧棉线。“光不怕小，”她说，“怕的是，你不敢点。”
创始人把灯带回城里，创业失败七次，灯却一直亮着。第八次，他成了。第一笔利润，他全捐给了乡村教育。而林老师，拒绝了所有名誉职位，只提了一个要求：“等我老了，让我回公司，教教那些忘了怎么‘看人’的年轻人。”
再后来，公司成立了“林砚秋教育实践中心”。没有宏大叙事，只做三件事：
一、每月一次“无PPT对话”——高管与一线员工围坐，只聊“最近，什么让你觉得被看见了？”
二、设立“微光基金”——员工可匿名提名身边践行道德育人的同事，奖金不多，但证书由创始人亲手书写，落款日期，永远是林老师父亲的生日。
三、在每栋楼最显眼的墙面，镶嵌一块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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