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一场自发的“晨光议事会”。发起者是几位年过六十的老人，牵头的是曾当过生产队长的吴伯。他们不谈家长里短，专议“娃娃们的德行”。
吴伯手里捏着半截粉笔，蹲在地上，就着青石板画了个简图：左边是“家”，右边是“校”，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标着“路”。
“这条路上，谁该走哪段？”他问。
旁边晒辣椒的李婶放下簸箕：“孩子在家，我们教他孝顺、勤快、不撒谎；到了学校，老师教他守规矩、敬师长、帮同学——两头都对上谱，娃才不会跑偏。”
“可有些话，我们老脑筋说不圆。”抽旱烟的张伯磕了磕烟斗，“比如‘诚信’，咋讲？光说‘不能骗人’，娃不懂为啥。前两天我家孙子问我：‘爷爷，老师说狼来了不能喊，可要是真有狼呢？’我卡壳了。”
众人笑起来，又沉默下去。
这时，陈砚舟提着搪瓷缸子路过，听见了，便停下脚步，蹲在吴伯身边，用粉笔在“家”与“校”之间添了一座小小的桥，桥下流水淙淙，桥头立着块石碑，上书两个字：“共育”。
“吴伯，李婶，张伯，”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道德育人，从来不是学校单打独斗。它像种稻子——秧苗在田里，可水从山泉来，肥从猪圈来，锄头在爹娘手里，看苗的人在老师眼里。少哪一环，稻子都难穗实。”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沟壑纵横的脸：“所以，咱们不争‘该谁教’，而要想‘怎么一起教’。比如‘诚信’，咱可以一起编个山歌：‘山歌好唱口难开，真心话儿最耐听；狼若真来莫慌喊，吹哨为号大家应。’——把道理揉进他们耳朵里、心里头，比干讲一百遍都管用。”
老人们频频点头。李婶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个蓝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枚磨得发亮的铜钱：“这是我婆婆留下的‘善行钱’。以前谁家孩子做了好事，就往这钱罐里投一枚。年底开了罐，钱买红纸，写上名字贴祠堂墙上。今年，我接着攒。”
吴伯一拍大腿：“好！那就从今天起，咱‘晨光议事会’加一条：每月初一，各家报一件娃娃做的善事，记在‘明德簿’上。不记分数，不排名次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