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透，青灰的天幕自东边悄然裂开一道微光，如墨未干的宣纸被指尖轻轻捻开一线亮色。那光不刺目，却执拗，一寸寸漫过山脊、檐角、石阶，最后停驻在青石巷口那扇斑驳的木门上。门楣上方悬着一方旧匾，漆色剥落，唯“明德”二字尚可辨认，笔画间渗着经年雨水与晨露浸润的温润暗痕。
这巷子叫栖梧里，不长，不过百步，却住了三代人。巷中无阔绰宅邸，亦无朱门高墙，只一排灰瓦白墙的老屋，墙根处苔痕青碧，砖缝里偶有细草探出，在风里微微摇曳。最西头那间，门面窄小，窗棂漆皮卷翘，门环锈迹斑驳，却是整条巷子最早亮灯的地方——天未明，灯已燃；天将明，灯未熄。
灯下坐着一位老人，姓沈，名砚清。七十二岁，背微驼，鬓如霜雪，手指枯瘦却极稳，正用一方素白棉布，细细擦拭一本硬壳册子。册子封面无字，只压着一枚铜质书签，形如初升之日，边缘微烫，似还存着昨夜灯下的余温。他擦得很慢，仿佛不是拭去浮尘，而是拂开岁月堆叠的薄雾，让底下那些密密麻麻、蓝黑相间的字迹重新呼吸。
那是一本《德育手记》，自一九六三年秋始记，至今日，整整六十一年。页脚卷曲，纸页泛黄脆薄，有些地方墨迹洇散，如雨打梨花；有些页边被摩挲得发毛，显是常翻至某处。其中一页夹着半片干枯的银杏叶，叶脉清晰，金黄如熔金，背面用极细的钢笔写着：“丙午年秋，林晚赠。她说，银杏不死，德性亦然。”
林晚，是他妻子，三十八岁病逝于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溢血。临终前一日，她尚在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讲《孔融让梨》，声音清亮，把“让”字拆成“言”与“上”，说：“孩子，‘上’字不是高高在上，是心甘情愿把好东西捧到别人手心里——那才是真‘让’。”她咳了两声，没停，接着板书，粉笔灰簌簌落在她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上。放学后，她顺路去银杏树下拾了两片叶子，一片夹进丈夫的手记里，一片别在自己耳后，笑着对他说：“你看，光从叶脉里穿过，像不像把道理照进了骨头缝？”
沈砚清没哭。他只是把那半片银杏叶夹得更深些，又在手记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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