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悦的声音小得像蚊子，“里面有张卡，密码是六个八。我没收，但苏阿姨说，如果我不转交，明宇就真的完了。”
林溪接过信封，很轻，但很烫手。
“你怎么想的？”她问。
“我觉得不对。”周悦的眼泪掉下来，“明宇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但不是这样帮。可是苏阿姨哭着求我，说她没办法了，所有人都躲着他们……”
“你做得对。”林溪把信封放进抽屉，“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你回教室吧，别担心。”
周悦走后，林溪锁上办公室的门，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个抽屉。信封就躺在里面，像一个沉默的炸弹。她知道里面是什么——不是钱，是考验，是对她七年来所说、所教、所信的一切的考验。
手机震动，是父亲发来的信息：“溪溪，周末回家吃饭吗？你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鱼。”
父亲林建国，教书四十年，退休时两袖清风。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有的成了科学家，有的成了官员，有的成了像他一样的老师。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字，是他退休时一个学生送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林溪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如果您遇到一件事，做了正确，会伤害一个学生；做了错误，能帮他，但违背了您的原则。您会怎么选？”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父亲温和的声音：“溪溪，你还记得你高一那年，班上那个偷东西的男孩吗？”
林溪记得。那是父亲带的最后一届学生，有个男孩家境贫困，偷了同学的随身听。父亲没有立即报告学校，而是找男孩谈了一下午，然后自己掏钱买了个新的，说是“捡到的”，还给了失主。这件事，父亲自己担了责任，受了处分，但保住了那个男孩。
“我选择了第三条路。”父亲说，“不伤害学生，也不违背原则。只是自己多担一些责任，多受一些委屈。溪溪，教育的本质不是审判，是挽救。但如果挽救的代价是放弃原则，那挽救也就失去了意义。”
挂断电话，林溪打开抽屉，拿出信封。她没有看里面的卡，而是直接拨通了苏明宇母亲的电话。
“苏姐，我是林溪。卡我收到了，但您得拿回去。明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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