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林砚时，他正坐在市检察院三楼审讯室的玻璃隔间里，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藏青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一截冷白的腕骨。他没戴手铐，也没被按在椅子上——那不是嫌疑人该有的待遇。他是证人。准确地说，是检方唯一愿意签《污点证人豁免协议》的人。
而我是负责对接他的检察官，沈昭。
那天窗外下着冷雨，玻璃上爬满水痕，像一道道未干的泪。我推门进去，他抬眼望来，目光沉静，不闪不避，仿佛早已等我多年。
“沈检察官。”他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您带录音笔了吗？”
我点头，把设备放在桌上，按下启动键。金属外壳泛着微光，映出他半张侧脸——鼻梁高而直，下颌线利落如刀裁，唇色偏淡，像久未见血。
“好。”他笑了笑，那笑没到眼底，“那我们开始吧。”
——这便是我与林砚故事的起点。也是我人生所有逻辑崩塌的开端。
林砚不是普通证人。
他是“青梧会”覆灭前最后一任财务总监，也是那个盘踞本市二十年、操控地下借贷、洗钱、跨境走私、甚至涉黑命案的庞然组织里，最沉默也最锋利的一把刀。
警方盯了青梧会整整七年，线索断了又续，人证死了又换，卷宗堆满三间档案室，却始终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直到去年深秋，青梧会核心人物之一、绰号“老鹞”的陈砚舟，在澳门葡京酒店顶楼坠亡。现场无打斗痕迹，监控被删，遗书字迹鉴定为真——但法医报告里，他指甲缝中嵌着半粒蓝灰色纤维，与林砚常穿的羊绒围巾成分完全一致。
更巧的是，陈砚舟死前四十八小时，曾与林砚在湾仔码头一处废弃冷库密谈三十七分钟。监控坏了，但港口调度系统记录显示：那晚只有一艘货轮靠岸，卸下二十吨冻虾，其中三箱标签为“空运特供”，实则夹层藏有七公斤高纯度芬太尼。
林砚没否认。
他在我面前摊开双手，掌心朝上，像献祭：“沈检察官，我可以指证全部。但我要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望着我，瞳孔深处有极淡的光，像雪地里将熄未熄的炭：“保我活着。还有……别让我看见你穿制服去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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