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站到前排，全《十月》上下拍了一张大合影。
《十月》杂志社的位置比较偏，两三年前成立的时候，这里还是庄稼地，种的麦子，还有一些桃树。当时没想到会如此成功。创刊伊始，因为文章过于少，评论组没什么可分析的，就天天分析伟人写过的诗词。
因此得名“伟人著作分析办公室”。
但王世民显然以此为荣：“三大战役，跨大江、追穷寇，我们才刚刚打完第一场，看到了一些胜利势头，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
“还不是骄傲的时候，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
许多人激动的把当天的情况写成文章来发表，或者写成信给其他作家朋友，这像是一场誓师会，全杂志社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4号，新一期《人民文学》上连载了《大撒把》的部分内容。王濛再次为该文写了评价：“我打算对《人民文学》进行一次彻底的革新，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于是我问有哪些作家有希望走向国际，写一个名字来。杂志内部因此进行了不记名投票，我自己来唱票。”
“当时，前十票有六票是同一个人，我感到十分吃惊，我抬头向大家确认，大家都望着我发笑……”
“您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作家，所撰写的这样的作品。”
《人民文学》是真正的文学期刊老大，每期狂卖上百万册，地位无可动摇。它对于余切的介绍引发了对单行本的进一步追捧。
新的三十万册于一周后发行，这是首印后的头一次加印，然而从一线的反馈来看，它竟然远远不够！
当时，单位用公款大量购买图书都必须有“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批条，因此以新华书店为主的国营书店定了一个钱数额度，超过了，就得掏出批条来，向上面再申请，调配纸浆来进行印刷。
同时，一线的书店营业员根据经验和以往的销售记录填写订货数量，各个书店填写的数字汇总到京所，京所反馈到出版社，一般会填的保守，因为卖不出去营业单位要自己承担损失。
这是两条能决定书籍印刷数量的标准！
于是常常有作者唉声叹气：我著作的印数是由拿着条子，把钱放在裤裆的中年男人决定的，如果还有谁能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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