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处理上跟咱们地方当时的一些执行口径，理解不太一样，有点细微出入。
我们已经建议他们自己调整了。
怎么说呢，这种大央企，内部审计也严，很多陈年老账，经过好几轮核查了，想找出什么硬伤……难。
有些账务上的事，当年政策本来就有模糊地带，现在较真，扯不清。”
挂了电话，李毅飞琢磨着对方的话。
这是在提醒他，查账这条路，可能早被专业的会计手段和“历史政策模糊”给堵死了。
没过两天，省委办公厅又转来一份某个国家级智库刚出的内参，题目是《新时期央地合作与产业政策协同优化》。
文章写得四平八稳，但里面有一段话，读着有点意思：“……部分地区在前期招商引进央企重大项目时，存在承诺超前、后续政策衔接出现理解偏差的现象，甚至引发对历史合作项目合规性的不必要的质疑，影响了合作互信与项目可持续性。
建议进一步理清央地权责，稳定政策预期，避免因人事更迭或政策微调导致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化。”
这份内参在机关里传阅，看到的人，心里自然各有解读。
李毅飞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手下报上来的简报，里面写满了“对方配合积极”、“材料补充完善”、“关键人员暂时无法接触”、“程序文件齐全但缺少旁证”这些词。
旁边就放着审计厅的电话记录和那份智库内参。
李毅飞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是来自拍桌子瞪眼，而是来自四面八方软绵绵的、让你使不上劲的阻力。
你想查，人家不拦着，还特别“配合”，但你想找的人总能“恰好”不在，你想看的原始记录总能“意外”丢失，你想质疑的问题，人家能用一堆后来补充的材料和“历史特殊原因”给圆上。
专业机构出来说，政策有模糊地带；
智库文章暗示，揪着历史问题不放会影响合作。
这感觉，像是一拳打进了棉花里。
直接来硬的，去医院把那个“生病”的副局长拉起来问话？
或者强行要求调阅可能“丢失”的材料？
没凭没据，只会落个作风粗暴的名声，正好给对方递刀子。
继续在补贴时间、审批程序这些已经被对方用文件垒起高墙的点上死磕，恐怕耗时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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