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暄过后，肖北切入正题：
“吴董，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部门打交道、履行审批程序等方面，是否存在‘中梗阻’或者不规范的现象？”
吴振邦叹了口气，身体微微前倾，做出推心置腹的姿态：
“不瞒两位领导，现在做企业难，做国企更难。一方面要追求经济效益，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政策性任务，有时还要应对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他措辞谨慎。
“哦？具体是指哪些方面呢？”
肖北追问。
“唉，怎么说呢。”
吴振邦面露难色，“有些时候，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关心，会对一些具体项目提出‘建议’或者‘期望’。”
他摊了摊手，“领导发了话，我们下面办事的，有时候就很难把握这个尺度。严格执行规定吧，怕被说不讲政治、不顾大局；听从‘建议’吧，又可能与市场规律或风险管理要求相悖。我们处在中间，左右为难啊。”
他举例说明，但例子都经过精心筛选，避开了最敏感的人和事，听起来更像是普遍的行政效能问题，而非针对性的违规干预。
肖北和陈默对视一眼，都知道吴振邦在避重就轻。
他抛出了“违规干预”这个重磅炸弹，却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爆炸的核心区域。
“比如前段时间，我们考察的一个新能源电池项目，技术前景很好，团队也不错，但风险也确实存在。
就有领导批示，要求我们‘大胆支持，勇于尝试’。可万一投资失败，责任是谁的？是市场的，还是我们执行不力？”
吴振邦苦笑，“有时候，一个模糊的批示，比明确的反对更让我们头疼。”
整个谈话过程，吴振邦表现得像一个深受体制惯性困扰、渴望松绑的改革派企业家形象。
临走时，吴振邦将他们送到电梯口，状似无意地提了一句：
“说起来，我们最近正准备对一个早期投资基金进行清算，涉及到大禹开发区的一家科技企业，叫‘迅科新材料’。
这家公司当初是我们和开发区管委会旗下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的，现在经营不善，面临退出。这里面也有些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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