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院的改造。
然而，下一班从圣彼得堡开往巴黎的列车，要等到2月2日才出发。
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城市里再滞留将一周。
接下来的几天，莱昂纳尔陷入了无止境的社交当中。
亚历山德琳剧院的卡拉特金似乎决心要让他尽情体验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热情”。
各种宴请和舞会的邀请函雪片般飞来，尽管他推辞了相当一部分，但剩下的那些也几乎耗尽了他的时间和精力。
无论是在挂着水晶吊灯的豪华宅邸，还是在弥漫着雪茄烟雾的文艺沙龙，莱昂纳尔都成了焦点。
人们讨论他的《老卫兵》，询问《福尔摩斯探案》的新故事，甚至有人已经听说了他正在筹备新剧本。
莱昂纳尔不得不打起精神，周旋于其间，重复着乏味的客套话，忍受着他们对法国以及他本人浮夸的恭维。
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展示的珍稀动物，满心是归心似箭的焦躁。
每晚回到“欧洲大酒店”的豪华套房时，他都感觉比修改一整天的剧本还要疲惫。
身体的倦怠和精神的损耗，让他对巴黎的思念前所未有地强烈。
直到1月28日的下午，莱昂纳尔终于推掉了所有预约，决定去拜访一个人。
一个在他心中分量极重的文学巨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按照卡拉特金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地址，他让谢尔盖驱车来到库兹涅奇巷5-2号。
这是一处寻常的公寓楼，甚至有些寒酸。
这位大师本不该如此贫困，但是对赌博的狂热爱好，以及糟糕的财务管理，让他一生都徘徊在贫困边缘。
他曾经依靠《罪与罚》获得了7000卢布的稿费，但仍不足以偿还自己的欠债，最后不得不出国躲债。
但如果不是如此嗜赌，他又怎会写出《赌徒》这样的名作？
怀着复杂的情绪，莱昂纳尔敲了敲门。
片刻后，门开了，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妇人出现在门口。
莱昂纳尔知道她是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作家的妻子。
莱昂纳尔脱下帽子，温和地说道：“您好，夫人，冒昧打扰。我是莱昂纳尔·索雷尔，从巴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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