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莱昂纳尔对这场占领运动不看好，但是他也不想看到一群受他小说影响的市民真的死在那里。
他的目的也从来不是为示威者争取胜利，因为胜利根本不可能，1882年的法兰西也不存在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
这次行动是为政客们制造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
如果你们选择镇压，你们面对的将不只是无名的人群，而是一个被记录、被注视、将被写入公共记忆的场面。
某种程度上，莱昂纳尔和其他在场的艺术家在替国家承担道德成本，迫使它不要按习惯，用最廉价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就是暴力镇压，派军队，开枪，抓人，完事。成本低，效率高，而且“有效”。
但如果有几十个作家、画家、诗人在旁边看着，在画，在写，在记……那成本就高了。
政客得考虑自己会不会成为历史里的恶人，会被后人唾骂。这个成本，他们付不起。
但这也是有限度的，艺术家们只能逼政客们不流血，不能逼他们彻底让步。
因为彻底让步的成本更高——那会动摇整个制度。
而动摇制度的成本，他们宁可流血也不会付！
所以在历史即将以最粗暴方式碾过普通人时，艺术家们一起伸出手按住了双方。
煽动占领者去死，艺术家们负不起那个责；劝说他们回家，艺术家们没那个资格。
所以他们只有站在那儿，看着，让双方都知道有人在看。
莱昂纳尔认为，这是他们在昨天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也是唯一应该做的。
在几人分开之前，左拉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场有可能胜利的斗争呢？
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有力量。那时候我们还只是看着吗？”
莱昂纳尔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到那时，我们会知道该做什么。但现在不是那时。现在只是一群人因为一时的绝望而聚集，而绝望本身不是武器。
而且，真正有胜利可能的斗争，也不需要我们站在高处看，它会自己找到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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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以后，巴黎第一场大规模的市民占领运动，引发的震动当然远不止几个作家的感慨。
《费加罗报》头版社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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