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失当。”
虽然这番话说得极其曲折，但哈考特听明白了，温斯洛普在给他铺路：
责任可以推到海关，推到现场人员，推到“理解偏差”和“处置失当”。
而内政部的决策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
哈考特松弛了一点：“那现在怎么处理？首相给了一周期限。”
温斯洛普想了想，说：“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海关总署必须提交一份正式报告，承认现场处置不当，宣布对相关人员的纪律处分。
第二，内政部可以发布一个简短声明，强调英国欢迎一切守法访客，但保留基于公共秩序拒绝入境的权利。
第三，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主要报纸的编辑沟通，建议他们适度降低对此事的报道热度。
第四，可以安排一两位议员，在下议院提出相关问题，然后由大臣作出回应，将舆论场拉回议会框架内。”
哈考特想了半天才开口：“所以只需要处理几个海关人员，发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等舆论自己冷却？”
温斯洛普点头，“有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过度反应反而会延长事件的周期。”
哈考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声明你来起草。”
“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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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英国议会，下议院。
在一轮又一轮的质询中，无论是首相格莱斯顿，还是内政部长哈考特，都表现得滴水不漏。
所有的责任都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执行人员头上。
每个人好像都该负责，每个人好像又都不该负责。
作为政府的最高长官，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部长，两人的表情更是无辜至极。
仿佛一切糟糕的后果，都是下面执行不力才造成的。
议员们当然对两个老狐狸的表现不满，尤其是那些选区在东区的议员。
他们群情激愤，一再打断发言，以至于议长不得不反复敲着锤子，嘴里喊着：“Oder！Oder！”
质询的最后阶段，自由党议员约瑟夫·劳伦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内政部如果认为某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会怎么做？直接禁止其出版吗？”
内政部长威廉·哈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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