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禁令传到印度时，已经是九月中旬。
电报先到孟买，再转加尔各答。总督府的文书员抄写了两份，一份归档，一份送到宣传处。
处长看了，皱皱眉，把它压在了一叠待办文件下面。
他对副手说：“又是伦敦的麻烦。别急着办，等两天。”
副手点点头。他们都知道，这种来自本土的紧急命令，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去年还有封电报说要加强货物的检疫，防止霍乱扩散，结果到今年连检疫站的预算都没批下来。
禁令在文件筐里躺了三天。这三天里，从英国来的商船「孟买之星号」已经卸了货。
船舱里除了打字机、自行车和蒸汽机的零件这些热门货，还有十箱最新一期的《良言》杂志。
这些杂志很快被送到加尔各答城区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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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纺商行的会计苏伦德拉下班后没回家，而直接去了加尔各答北区佐拉桑科，一个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老宅子。
轻轻敲门以后，一个仆人开了门，把他引入的内室。而他的朋友们，已经等在了那里。
其中两个是律师，都在伦敦读过书，一个叫阿肖克，一个叫尼拉杰。
还有一个是为《孟加拉日报》撰稿的记者，叫比马尔。还有三个是和他一样在商行里工作的年轻人。
最后一个坐在窗边，很安静，他是这座宅子的主人，也是这个小小的读书会的发起人。
他叫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他是个年轻人，刚满二十岁，家里希望他学法律，把他送去了伦敦，但他只想写诗，于是没有毕业就回来了。
现在他是整个加尔各答青年读书会的领袖人物。
苏伦德拉惊讶地发现，大家并没有在翻阅刚刚上市的《良言》，而是在听那个叫阿肖克的律师朗读着什么。
他捧着一本小册子，声情并茂，语调铿锵，他的英语是标准的伦敦口音。
苏伦德拉来的正好，故事才刚刚开始——
一个叫温斯顿的小公务员，在大英帝国的“真理部”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修改旧报纸和档案。
读到这里时，记者比马尔笑了一声：“这不就是新闻处那些人的工作吗？把坏消息改成好消息。”
阿肖克继续读，读到“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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