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第二天，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就开始翻译《1984》，把它改写成孟加拉语。
他没翻译整本书，只选了关键段落——开头的设定，那句标语，审讯的场景，还有结尾。
他甚至删掉了“1984”这个年份，把它改成“自由的终点”。
他也删掉了具体的英国地名，改成模糊的“帝国中心”。
翻译完了以后，他先给了记者比马尔看。
比马尔说看了一眼手里的几页纸，摇摇头：“登不了报。审查过不了。”
泰戈尔的语气很坚定：“不登报，就用手抄。一传十，十传百。”
比马尔叹了口气：“这很危险。”
泰戈尔点了点头：“是，很危险。书在伦敦已经被禁了。但真正危险的不是我们，是禁书的人。他们在怕什么？”
比马尔想了想，这次没有反对。他们当天就抄了十份，给了十个信得过的人。那十个人又各抄了几份。
不到一周时间，加尔各答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都在私下讨论“那本法国书”。
他们有些人还不知道全书内容，只知道几个关键句子，还有那句标语：“她一直在注视着你们！”
总督府的禁令终于下发时，已经是九月下旬。警察开始搜查书店、报刊摊，要求上缴《良言》增刊。
但他们搜到的很少——大部分早就被藏起来了，书店老板宣称接到禁令就把书烧了，灰烬都倒进了胡格利河。
警察当然不信，但搜了每一家书店，什么也没找到。
其实早在搜查前三天，这些狡猾的老板就把手里的《1984》一页页拆开，藏在不同的地方——
账簿夹层、地板下面、宗教书籍的内页。等有人愿意出高价买的时候，他们才把它“组装起来”销售。
禁令反而让这本书更有价值。黑市上，一本完整的《1984》英文本能卖到10卢比，是《良言》原价的10倍。
手抄的孟加拉语节选本更便宜，但也更危险——持有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逮捕。
九月底，加尔各答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萨钦的年轻学生在街头演讲的最后，突然提高声音：
“他们在看着我们！税务局看着，警察局看着，总督府看着！但我们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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