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威斯敏斯特，下议院的议事厅。
内政部长威廉·哈考特站在发言席后，双手扶着讲台边缘，正抑扬顿挫地进行演讲——
“我必须再次强调，内政部的一切行动，都基于法律与秩序的需要。这不是针对某个阶层，更不是针对平民。
这就是针对违法行为，而且是明确、具体的违法行为。”
自由党议员查尔斯·布拉德劳站了起来：“部长先生，您说这不是针对平民。那么，请您看看这份名单。”
他举起一张纸，念了起来：“詹姆斯·亚当斯，码头搬运工，周薪一镑十先令；肖恩·奥马拉，码头卸货工，周薪一镑八先令；玛丽·卡特，缝衣女工，周薪十二先令；乔·哈里斯，木匠学徒，周薪九先令……”
他念了八个名字，八个职业，八个微薄的收入数字。
念完，他放下纸，看着哈考特：“这些人，部长先生，就是您所说的‘违法行为者’。他们唯一的‘违法’，是在去年接受了一个法国作家的代笔服务，然后在今年说了几句‘他是个好人’。
根据起诉书，这就是‘煽动性言论’，就是‘与外国煽动者合谋’。”
议事厅里很安静，只有后排有人低声交头接耳。
哈考特的脸色没变：“布拉德劳先生，法律面前，职业与收入不是豁免的理由。一个公爵和一个码头工，如果犯了同样的罪，就要受同样的审判。
这正是大英帝国法律的公正之处！”
布拉德劳提高了声音：“公正？那么请问，为什么这些人的逮捕都在凌晨进行？为什么警察要砸门、吼叫、当着孩子的面给人戴手铐？
如果这是公正的法律程序，为什么不能在白天下达传票，让他们自己到警署报到？”
哈考特沉默了几秒，这个问题不好答。
但他还是找到了理由：“案件的紧急性决定了执行方式。警方认为有必要迅速控制嫌疑人，以避免证据被销毁或串供。”
布拉德劳冷笑起来：“证据？什么证据？他们说了什么话，有书面记录吗？还是只有‘据称’？
部长先生，我们正在用‘据称’的言论，在深夜逮捕平民，然后用‘煽动罪’起诉他们——
这种手段，我在关于俄国的报告里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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