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命开国功臣、门下侍郎赞成事、判都评议使司事、义与亲军卫节制使、奉化伯”等，权柄极重，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郑道传参考中国典籍制度，制定了《朝鲜经国典》，成为行政、财税、军事、礼仪制度、刑罚、工程营建等方面的法规性文件；
他还建议李成桂迁都汉阳，建宗庙社稷，宫室城池；他大力推行“科田法”，重新分配全国土地，有效抑制土地兼并。
在思想领域，郑道传积极推行儒学，在汉阳设立太学、文庙，地方建乡校、书院，自李成桂开始，朝鲜的历代国王都亲祭孔子，程朱之学成为朝鲜的主流思想，朝鲜因此成为儒教国家。
军事方面，郑道传主张裁撤“私兵”，禁止私人武装，将一切军权收归国有，而且，他还亲自设计并推行一些阵法，大大增强了朝鲜的军事实力。
外交方面，郑道传坚持“事大主义”，尊奉明朝，这既符合他的儒家信仰，又是出于抗衡蒙古、女真势力的现实考虑。
郑道传对于朝鲜王朝的影响，十分深远，因此被称为“革新派”的始祖。
王位继承
当时困扰朝鲜王国的最大问题，既不是内政，也不是外交，而是权力继承。
王位继承方式，无非是立长和立贤两种选择。李成桂共有8个儿子，前6个是韩氏所生，后两个是康氏所生。长子、“镇安大君”李芳雨已死，因此，按照顺序，次子、“永安大君”李芳果实际居长，如果立长，应该是他。而如果立贤，则8个儿子中最有能力的第五子、“靖安大君”李芳远，是不二人选。
问题在于，李成桂十分宠爱康氏及其所生的两个小儿子。最初，李成桂计划册立康氏所生的第七子、“抚安大君”李芳蕃。《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因为李芳蕃为人“狂率无状”，功臣们难以接受，纷纷劝谏，李成桂于是选定了康氏所生的另一儿子，排行第八的“宜安大君”李芳硕，将其册立为“世子”。既不立长，也不立贤，这样的王位传承，为此后的兄弟阋墙埋下了祸根。
为了确保幼子即位，李成桂又将辅佐幼子的重任，交给了郑道传。自此，郑道传不仅手握军权、政权，而且还掌控了最高权力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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