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602年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1603年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临终遗诏罢除矿税才告一段落，但因***等而起的农民暴动，又接踵摩肩，明朝终于覆灭。故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乾隆帝也评论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1601年的苏州民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话题：当税收这种关系民生至要的国之重器被滥用时，抵制甚至抗击“恶税”，便会成为在人民中达成共识的正当防卫，进而激发民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学者巫仁恕有系统研究。他认为，晚明因抗税而起的民变，乃是一种“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概念，源于查尔斯·蒂利，主要泛指人们为追求共同权益而集聚的行动)。引发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和农民叛乱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有时也跟贫富差距、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族群冲突有关。但城市集体行动与农民起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百姓的抗争，容易安抚，因为他们通常还能勉强生存，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农民，一旦起义，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风暴。简单地说，城市民变虽有抗争，并不颠覆，“他们反官员，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来，晚明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已然内含公民不服从的兴味。所谓公民不服从，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约有三个源头———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
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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