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律法，其源头还是脱胎于《法经》的《九章律》。
但随着之后各式各样新的问题出现，《九章律》显然已经不足以支撑国家以及百姓对于律法的需求。
故此，除了《九章律》，日后还增加了叔孙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七篇，又有《令甲》三百余篇，以及鲍昱关于嫁娶辞讼的《法比都目》，总共九百零六卷。
汉律如今繁琐到了什么地步？
后汉和帝时，廷尉陈宠说当时就有死罪六百一十条，耐罪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条……
如此繁杂的律法，已经堪称恐怖！
而律法既然这般繁琐，那显然也就没有了遵守的必要。
比如如果现在只有针对停车的一条律法，就是不准停在道路中央，那大家当然都会遵守这条法律。
可倘若法律是停车的时候不仅不能停在道路中央，而且还要规定停车时要穿什么衣服，要行什么礼仪，甚至停完车要演奏什么音乐，那自然就无人去遵守。
而无人遵守的法律，自然就丧失了其功效。
最可怕的是，因为道德与法治的相互融合，以及官吏都熟悉了《春秋决狱比》中的判刑方式，所以大部分地区的刑法其实都是地方官员有着对法律的全部解释权！
比如“穷恶尽逆，绝弃人理”这样的律令。
可“人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
毕竟大汉以忠孝治国。父母便是将孩子给埋了，那也不能算违背人理；反之，孩子若是敢辱骂殴打父母，那可是妥妥的大逆！
这些，都是现存于《汉律》中的问题，同时也是刘邈不得不面对，甚至不得不妥协的问题。
但显然，刘邈不想一个人面对如此纠结复杂的问题。
一如高祖将制订《九章律》的任务交给了萧何；刘邈也是叫来了如今大汉帝国绝对的精英商讨此事。
众人一听到刘邈要他们修订法律，自然知道这是一件麻烦事。
不提什么“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高深关系，单单是整理廷尉刘宠口中那“死罪六百一十条，耐罪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条”就是一个极为浩瀚的工程！
但群臣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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