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份清单，列着今年各州府上缴的税银数目，比去年少了近两成。
第三份是刑部的，汇报漕银案调查进展，措辞含糊，只说“正在追查”，却没有具体指向。
他看完第三份，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三份奏章都绕不开一件事——“漕银案”。
所谓漕银，是每年经运河运往京城的税银，从江南、湖广等富庶之地征收上来，走水路北上，充入国库。
这是朝廷的命脉，百官俸禄、边军粮饷、河工赈灾，全指着这笔银子。
今年却出了大事——连续三批漕银在途中遭劫，总计八十万两，分文不剩。
更蹊跷的是，水匪对漕船的路线、押运时间、银箱暗记了如指掌。
每次劫掠都选在河道最窄、两岸最密的路段，前后不过半个时辰，得手便散，不留活口，却从不伤船夫，仿佛这些人不是来抢银子的，是来给朝廷递话的——我们知道你们的底细，我们想抢就能抢。
刑部查了一个月，什么也没查出来。
银子没了，人没了，连水匪的影子都没摸着。唯一能确定的，是这批漕银出发前，路线和押运时间是绝密的，知道的人不超过十个。
泄密的人，在朝堂上，不在江湖里。
他把奏章放进对应的匣子里，盖上盖子，在封皮上写了一个“急”字。
兵部的两份奏章，一份是西北边军的军饷清单，一份是东南沿海的防务报告，军饷那份，数字对不上，支出比预算多了三成，理由只写了四个字“物价上涨”，他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放进匣子里。
刑部那份漕银案的奏章，他没有写“急”，也没有写“缓”，只是在册子上记了一笔，然后把匣子盖上，放在最底下。
天色渐渐亮了，钱明远、孙德明、赵叔平陆续到了。
孙德明一进门就嚷嚷：“盛修撰来得真早，我进来的时候看你的灯都亮了半天了。”他走到自己书案前，看了一眼盛长权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的匣子，又翻了翻他登记好的册子，愣了一下，“这都是你一个人弄的？”
“是。”盛长权点点头。
孙德明翻了翻册子，又看了看匣子上的标签，啧啧了两声：“这字写得真漂亮。分类也清楚，急缓也标了，比老周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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