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又补充说道：「关税之外，还有销售限制，洋商只准在通商口岸将洋药卖给我国商人，一旦离口，即视为我国货物，之后只能由我国商人运入内地销售。外商不得直接参与内地贩运，违者以走私论处。」
桂良把关税定得这么高，李鸿章又把内地销售权牢牢抓在大清官府和商人手里，意图已是昭然若揭，鞑靼政府也想从烟土贸易中分一杯羹。
包令是聪明人，心知鞑靼政府这是穷疯了，财政快要破产了。
包令心里头飞快地盘算著，烟土贸易的利润足够丰厚，即便关税涨到五十到一百五十两一箱，这中间的利润空间依然惊人。
让鞑靼政府抽一份税，反倒意味著鞑靼政府从此被绑上了烟土贸易这条船。
一旦鞑靼政府正式参与合法分利，对烟土产生严重的财政依赖，烟土在中国市场的销路只会越来越顺畅，鞑靼政府会自动为他们打开销路。
从长远来看，这份关税不是损失，而是投资。这片土地的人从此将再也离不开烟土，世世代代为大英帝国生产吸食烟土的机器。
再者，鞑靼政府也需要财政收入来平息南方的叛乱，如果鞑靼政府未能平息南方的叛乱，取代鞑靼政府的是天京政权或者是武昌政权，对大英帝国都没有好处。
和鞑靼政府不同，天京政权和武昌政权都执行极为严苛的禁烟政策。
权衡再三，包令觉得关税高些也可以接受。
当然，包令也清楚桂良抛出来这么高的关税肯定是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双方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桌上摊开的关税数字被反复涂抹修改，从五十到一百五十两，一路压到四十五到一百四十两，再压到四十到一百三十两。
最终数字定格在每百斤按色缴纳关银三十两至一百二十两，达成了一致意见。
至此，一个延续了一百二十七年的禁烟时代，在法理上也宣告彻底终结。
此前满清政府禁烟尚是名存实亡，而今连名这块遮羞布也彻底被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