衫的中年人正拎着网兜往里走。
大概50来岁的模样。
网兜里装着个搪瓷缸和两本卷边的书，走路时背微微弓着，却透着股文气。
“同志，这是201吧？”
中年人推了推鼻梁上的圆框眼镜，声音带着点江苏口音的温润。
这人看着不太一般，许成军心里想到。
他点头：“是的，您也是住这间的？”
“可不是嘛，文联的同志说还有间空房。”
他把网兜往床头柜上一放，搪瓷缸磕在木头上发出轻响，“我叫汪曾祺，从京城来的。”
汪曾祺？
许成军一愣：“您是写《受戒》的汪曾祺老师？”
汪曾祺被他这反应逗笑了，：“小同志认识我？我还以为我的名字早被人忘喽。”
“怎么会！”
许成军把脸盆往墙角一放，语气带着激动。
“《邂逅集》《沙家浜》都是经典呀！应该说天下谁人不识君！”
汪曾祺往床沿上坐，笑着道：“瞎写的，让年轻人见笑了。你呢？看着年纪不大，也是搞创作的？”
“我叫许成军，凤阳来的知青。”许成军摸了摸后脑勺，在名家面前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刚在《收获》发了篇稿子，编辑让我在这儿住段时间。”
其实说起来，前世许成军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汪曾祺绝对是排在前五。
对国人来说，这个名字也绝不陌生，《端午的鸭蛋》《昆明的雨》等篇目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让“汪曾祺式”的诗意与温情融入国民文学记忆。
他对善良的坚信、对美的敏感、对生活的热爱，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几代读者的精神慰藉。
非要说的话，汪曾祺跨越了“现代”与“当代”的文学断层，既是沈从文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时期文学多元格局的开创者。
而让许成军最为佩服的是，他提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强调文学应“写生活，写人，写情趣”。
在西方文学思潮涌入的80年代，为中国文学坚守了民族化的创作道路！
堪称“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作家”！
哔哔时期，汪曾祺因反对将文学工具化、政治化，他选择了“沉默的坚守”，暂别文坛。
今年，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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