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勐腊被连绵的雨水泡得发胀，橡胶林里的雾气像扯不断的棉絮，黏在车窗上结成细小的水珠。我攥着边境公司“痴情飘”的蓝色通行证，指腹反复摩挲着烫金的公司标识——那是一朵被风沙吹得微微倾斜的木棉花，花芯里藏着极小的“守界”二字。
“这趟走磨憨口岸，得跟老周的车。”公司调度室的李姐把一叠文件推到我面前，指甲上的红漆蹭了点在文件边缘，“他跑了二十年边境线，知道哪些路段雨天容易塌方。”我抬头时，正好看见窗外的雨帘里走进一个穿卡其色工装的男人，裤脚沾满泥点，肩上扛着卷防雨布，脸上的皱纹里似乎都嵌着边境的风沙。
“是新来的？”男人把防雨布往墙角一放，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带着点烟草的沙哑。李姐点头，他便朝我伸出手：“周建军，叫我老周就行。明天一早出发，记得多带件厚衣服，山顶夜里能到零度。”我握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我指节发疼，那是常年握方向盘、搬货物磨出来的印记。
出发前的晚上，我在宿舍整理行李，把公司发的应急灯、压缩饼干塞进背包，又特意放了本翻旧的《边境风物志》。书里夹着去年去腾冲时捡的火山石，棱角被我摸得光滑。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视频通话，镜头里她正往我寄的包裹里塞晒干的菌子：“过边境小心点，听说那边有时候信号不好，记得每天报平安。”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老周说的“守界”，或许每一个走边境的人，身后都牵着这样一份牵挂。
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没亮透，停车场里的卡车已经亮起了大灯。老周正蹲在车头检查轮胎，见我过来，指了指副驾驶座上的保温杯：“红糖姜茶，驱寒。”卡车驶离市区时，我看见路边的芒果树挂满青果，雨水顺着树叶滴落，在柏油路上晕开细小的水痕。
进入山区后，路面渐渐变得崎岖，卡车在盘山道上缓慢行驶，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咯吱”的声响。窗外的雾气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五米，老周不时鸣响喇叭，提醒对面来车。“去年这里塌过方，”他指着路边的防护栏，“当时我拉着一车药材，在这儿堵了三天三夜，靠啃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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