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物资记录，虽需模糊处理，但足以证明我们的能力和渠道。最重要的是——”
她顿了顿，声音沉静而有力：“我们需要一份详尽的、可行的《海外侨胞救国基金筹建与管理纲要》。明确资金用途（药品采购、设备引进、人员培训、特定营救行动等），设立监督机制，定期公示款项流向和成效。要让出资者看得见、摸得着，知道他们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许建璋听着妻子条理清晰的规划，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消散了。他意识到，静琬所谋，早已超脱了小家小业，甚至超脱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这是一种更具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布局。
“好！”许建璋一拍大腿，眼中焕发出光彩，“我许家在南洋、旧金山等地都有合作多年的商号伙伴，有些还是父亲当年的故交，信誉可靠。我明日便去整理名录，筛选可接触之人。同时，我会安排一条可靠的船，借运送货物的名义，尝试与厦门方面我们信得过的渠道联系，看能否核实那条信号的相关信息，至少……示警。”
夫妻二人就在这深夜的书房中，对着地图和账册，仔细推敲起来。许建璋负责梳理海外人脉和设计航运掩护方案，尹静琬则凭借其见识和文笔，亲自起草那份至关重要的《救国基金纲要》。她字斟句酌，既要饱含家国情怀，激起同胞义愤，又要条款清晰，凸显务实与诚信。
接下来的日子，许府书房灯火常明。一封封用词恳切、附有部分“业绩”证明（如磺胺样品检测报告、模糊化的物资接收凭证）的信函，以及那份精心撰写的《纲要》，通过许家隐秘的航运渠道，漂洋过海，送往南洋的陈嘉庚、胡文虎，旧金山的华侨商会，乃至欧洲的华人留学生团体……
与此同时，许建璋安排的船只也带回了关于厦门方面的模糊消息：近期确有不明势力活动频繁，针对与李顿调查团有过接触的人士，气氛紧张。虽未能确认信号源的具体情况，但至少证明了信号的可靠性。这个消息，被尹静琬谨慎地作为“国内形势严峻”的佐证，在后续与海外联络中适时提及。
等待回音的过程是焦灼的。尹静琬深知，此事成否，关乎她能否更快地积累力量，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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