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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府民赵阿大，其父三年前病重，告贷于乡绅黄世仁，借银十两，以祖传薄田三亩为抵。”
“父亡故，黄世仁持契上门，言明利滚利，本息共计十五两。”
“赵家无力偿还，田被收。赵阿大为佃户，兼做短工，奉养六旬老母。”
“本年大旱，颗粒无收。赵阿大泣求黄世仁减租，黄不允，反勒令其一日内缴清租子，否则收回田地，并以其母嫁妆抵债。”
“次日，赵阿大未能筹齐银两。黄世仁率家丁上门，强索租税，推搡赵母，欲抢其嫁妆箱笼。”
“赵阿大情急之下，同家丁冲突，乱中，黄世仁身死。”
案情陈述到此为止，最后一行字，是主考官冰冷的提问。
“依律，赵阿大该当何罪？如何判处？详述之。”
陆明渊没有立刻动笔。
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闭上了眼睛，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画面。
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跪在干裂的土地上，对着一个乡绅苦苦哀求。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被恶奴推倒在地，死死护着身下那只破旧的木箱。
最后，是那汉子绝望的怒吼，以及柴刀落下时，那一声沉闷的声响和飞溅的血色……
这就是大乾的乡野，这就是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每日都在上演的悲剧。
律法是冰冷的，条文是无情的。
《大乾律》写得清清楚楚，“杀人者死”，这是最基本，也是最不容动摇的原则。
从案情描述来看，赵阿大持刀杀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判一个“故杀”，处以斩刑，在法理上，毫无问题。
任何一个四平八稳的考生，都会这么判。
这最安全，最不会出错。
但陆明渊的指尖，却在桌案上轻轻地敲击着，发出极有韵律的“笃笃”声。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四个问题，层层递进，如剥笋衣。
其一，赵阿大构成何罪？是“故杀”无疑，但此“故”，与前一案中那种主动寻衅的“故”截然不同。
其杀心，起于何时？
起于母亲被辱，生路被断的绝望一刻。
此乃激愤而为，非预谋之杀。
其二，应判何种刑罚？
“杀人者死”，乃是常理。
但《大乾律》开篇明义，便有“德主刑辅”四字。
律法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天理人心，而非单纯的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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