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关系。
他先写汉代：
“汉初选用，多重军功、荫任。武帝始兴太学，设孝廉、茂才，开察举之制。然行之既久，弊窦丛生：权门请托，虚誉成风。故东汉之衰，实与选官失当相关。
然其间亦有贤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诸葛亮辈，皆由察举或征辟而显，辅成治世。可见制度虽弊，得人则昌。”
再写唐代：
“唐承隋制，开科取士，使寒门有进身之阶。其制有秀才、明经、进士诸科，而以进士最贵。然唐之科举，未脱门第之囿，进士多出世族。
且铨选重身言书判，实务能力反在其次。然太宗有房杜，玄宗有姚宋，皆一代贤相，治成贞观、开元之盛。此用人得宜，补制度之不足也。”
最后写宋代：
“宋惩唐五代之弊，广开科举，糊名誉录，务求公正。取士之额，倍于前代。
任官之制，益加严密。遂有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辈，迭出其间。
宋之文治，冠绝前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实赖此选官之制。然制度过密，则人才拘谨；议论过多，则政事迟滞。此其得失互见者也。”
写完这些具体分析，秦浩然笔锋一转，开始总结：
“综观三代，得一结论：贤臣选拔，乃治国之基；制度设计，须因时制宜。
汉代察举，其弊在滥。唐代科举，其失在偏。宋代完善，其过在拘。然凡有治世，必有人才之盛。凡有衰世，必有人才之凋。
故为政之要，在立公正之制以选才，开宽裕之路以用才，建激励之策以育才。如此，则贤能毕至，治道可成矣。”
写完最后一个字，秦浩然长长舒了一口气。手腕酸痛欲折，眼睛干涩模糊，但心中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五道策问，他自认为答得全面、深入、有见地。特别是最后一道，他融入了对历史制度的深刻反思，这在这个时代的科举文章中是不多见的。
三场考试，二十一篇文章，数万字书写。
所有的准备，所有的积累，所有的期待与恐惧，都凝聚在这叠纸上。
亥时末，收卷的号军来了。
秦浩然将封筒递出，看着它消失在门外。那一刻，秦浩然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一种空茫。
考试，结束了。
出门时，听到不少举人抱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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