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这辈子接过多少案子？
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刚入行那会儿接的都是小活——离婚官司、合同纠纷、物业扯皮。标的额最小的一个案子，是两个人争一只猫。一只橘猫。打了三个月官司，最后猫跑了，两个人谁也没捞着，他倒赔进去两千块诉讼费。
后来慢慢做大，标的额从几万变成几十万，从几十万变成几千万，从几千万变成几十亿。前两年有个财经杂志给他做专访，标题写的是“律界冷锋，百战不殆”。他看了一眼就把杂志扔进了垃圾桶。苏砚问他干嘛扔，他说写得太假了。
“哪假了？”
“百战不殆？我输了至少有三十场。”
“三十场？”
“三十二场。每一场我都记着。”
这就是陆时衍。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他在乎自己怎么看自己。输过的官司，每一场都刻在脑子里，像病历本上钉着的旧处方，泛黄了也不扔。不是舍不得，是得留着，留着提醒自己——你看，你也不是万能的。
可今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的不是旧病历，是明天那场终极庭审。
凌晨两点。酒店房间的灯还亮着。桌上摊满了材料——证据清单、质证提纲、对方律师团队的背景资料、导师近三年的财务流水、薛紫英提供的录音逐字稿。这些东西他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遍都能发现新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让他脊背发凉。
录音里有一段对话，他今晚才真正听懂。
那是导师和资本的电话录音，薛紫英用微型录音笔贴在办公室沙发底下录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多，断断续续的。有一句当初被他忽略了对白，夹在在翻动文件的窸窣声和茶杯磕碰的背景音之间，模糊得像从水底冒上来的气泡。
“陆时衍那个孩子，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跟他爸一模一样。”
陆时衍的父亲不是律师。他父亲是个中学语文老师，教了一辈子书，退休那年查出来胃癌，从查出到走只有三个月。走的时候陆时衍还在读研，赶回来的那天晚上，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他，用手指在床单上写了两个字。
“别输。”
他不知道父亲说的“别输”是什么意思。是别输掉官司？是别输掉人生？还是别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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