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之作用，颇不相称。」
说到这里，李承干停顿了一下，目光直视李世民，问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父皇，农者辛劳却难温饱，工者精巧却困顿，商者通有无却地位卑微。」
「反观士人，尤其是高门士族，他们或许并不直接参与耕种、制作、贩运，却高居庙堂，掌握权柄，享受最优渥的生活与最高的尊荣。」
「这————这是为何？」
「难道圣贤所言的四民分业，各安其位」，其背后之理，并非表面那般简单？」
「为何越是直接参与创造生业之本」、提升生发之力」之人，其所得、
其地位，反而往往越低？」
「而越是远离这些根本之事者，其地位与所得，反而越高？」
李世民的眉头紧紧锁住。
这个问题太过尖锐，直接挑战了延续千年的社会等级观念。
他本能地想要驳斥，但李承干基于事实的观察和那套「生业之本」、「生发之力」、「相处之规」的逻辑，让他难以简单地用「天道如此」或「圣人之教」来回答。
他沉声道：「士者，治理天下，教化万民，其责重大，自然尊崇。」
「此乃纲常所在，秩序所需。若无士人维系，天下大乱，农工商皆无以存续「」
这是他所受教育和统治经验的根基。
李承干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缓缓点头，语气愈发慎重。
「父皇所言极是，士人维系纲常，治理国家，其重要性，儿臣岂敢否认。」
「儿臣并非要否定士人之功，亦非妄图颠覆四民秩序。」
他话锋一转。
「儿臣只是在想，这四民」之分，或许并非亘古不变之真理，亦非仅仅基于职责与贡献。」
「其背后，或许隐藏著更深层的————分野。」
他斟酌著用词，终于吐出了那个李逸尘灌输的概念。
「儿臣近日重读《管子》、《盐铁论》，乃至《史记·货殖列传》，偶有所得。」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不再仅仅从业」之分，而是从势」与利」之分，来看待这天下之人。」
「《管子·国蓄》有云：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又云：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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